【编者按：2026年7月8日至17日，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设计立项、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承办的全球发展倡议国际媒体青年培训班成功举办。来自安哥拉、巴西、老挝、瑙鲁等20国34名国际传播部门青年官员、媒体从业者参加。期间，阿富汗明月电视台副总经理哈米德·哈姆达德对中国有了更深度的认知，回国后在阿主流媒体《亚洲之心》发表专栏文章《超越头条：重新认识中国》。全文如下。】
在我前往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新闻报道、政策讨论、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一个自我童年起就出现在阿富汗日常用品上的熟悉短语——“中国制造”。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我过去将中国与制造业、科技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但正如每位记者所知，头条新闻很少能讲述事情的全貌。真正的理解始于观察。
这正是我7月参加在北京和海南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国际媒体青年培训项目时所怀揣的初衷。在为期10天的讲座、专业交流和实地走访中，我不仅有机会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而且还有机会重新思考记者应该如何报道复杂的社会。
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某个地标或政治机构，而是日常生活中非凡的效率。公共交通、电子支付系统和现代基础设施将日常活动运转得极其顺畅，以至于对当地居民而言几乎无处不在却又浑然不觉。然而，对于一位来自阿富汗的访客而言，这彰显了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这反映出几十年的国家规划转化为了触手可及的便利。我意识到，发展并不仅仅由雄心勃勃的项目来衡量，而且还可由人们每天的日常体验来衡量。
这个想法在整个培训项目中反复出现。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讲座强调，经济增长只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方面。教育、公共卫生、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被视为相互关联而非相互独立的目标。对于来自阿富汗的人而言，公共讨论往往围绕应对紧迫的政治和安全挑战展开，这种对发展更广阔的理解既令人启迪，又发人深省。
一场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讲座极大地冲击了我此前的设想。在中国以外，关于中国数字经济的讨论往往聚焦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或先进技术。然而，培训项目强调，数字化首先依赖于可靠的基础设施、有效的治理、熟练的人才和长期的政策规划。这提醒我们，单靠技术本身无法改变社会，除非这些基础稳固。
这一经验显然值得阿富汗借鉴。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改善教育、金融服务、农业和公共管理。然而，它们的成功最终取决于电力、互联网连接、机构能力和公众信任。中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并非始于技术本身，而是始于创造条件，让技术能够有效地服务社会。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环节聚焦于减贫。国际讨论经常强调中国成功脱贫的人数之多，更多关注统计数据，而非实现脱贫的方式。中国官员并没有在所有地方推行相同的政策，而是首先努力查明各家庭持续贫困的原因（疾病、交通不便、教育水平有限、无工作，亦或是地理位置偏远……）。唯有精准定位具体问题之后，才能量身定制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至于这些方法能否在其他地方被完全复制，则是另一个问题。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制度和历史与中国大相径庭。然而，其根本原则——有效的政策始于审慎的诊断，而非预设的方案——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值得认真思考。
我们赴海南省五指山的实地走访，将许多课堂讨论转变为了富有收获的实践。行走在山区，我亲眼目睹了生态保护、旅游发展、文化传承与乡村建设是如何协同推进的。森林保护并未被视作经济增长的障碍，而是被视作当地社区机遇的来源。传统习俗与新兴经济活动并存，这表明现代化未必需要舍弃文化认同。
作为一名来自阿富汗（在那里许多农村地区完全依赖自然资源）的人，我觉得这次经历尤为意义深远。可以借鉴的并不是阿富汗应当照搬中国模式，而是当环境保护与当地民生能够相互平衡与加强，而非彼此竞争时，发展才更具可持续性。
然而，对我而言该培训项目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新闻学。几位经验丰富的中国记者激励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国际报道。全球新闻常常将各个国家简化为地缘政治叙事，却忽视了普通人的经历。他们认为，好的新闻工作应超越官方声明，通过证据、历史背景和人物故事来阐释复杂问题。在整个培训项目期间，有一条信息一直伴随着我：让故事有人情味。读者很少会与政策文件或抽象的统计数据产生共鸣。他们会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农民、受益于更好教育的学生、创业的企业家，以及寻求更好机会的家庭产生共鸣。这些个体的经历，往往比经济指标更能有效地诠释发展。
另一个环节探讨了纪录片叙事以及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日益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协助翻译、字幕制作和内容生产，但技术无法取代真实的报道。信任仍取决于审慎的核查、专业的判断和真切的人类经验。在一个错误信息通过数字平台快速传播的时代，这一提醒显得尤为有意义。
与来自亚洲、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记者的交流表明，我们许多专业上的挑战极为相似。无论是讨论气候报道、经济发展还是媒体公信力，我们都发现，尽管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同，但我们各自的国家常常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这些交流提醒我，国际合作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专业人士相互学习的事。
当培训项目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思索的不是阿富汗应该从中国借鉴什么，而是哪些更广泛的经验教训可以适用于我们自身的情况。中国的经验表明了长期规划、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技术创新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弥足珍贵，但无法简单地移植到另一个社会。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必须反映其自身的历史、地理、制度和文化。这或许便是我通过重新发现中国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国际学习并非模仿，而是适应。同理也适用于新闻业。我们的职责不是说服读者钦佩某个国家或指责别的国家，也不是不加质疑地复述官方叙事。我们的任务是仔细观察、核实事实、提供背景，展现多元视角，让读者能够得出自己科学的结论。
在前往中国之前，我主要通过头条新闻了解中国。在花了十天时间聆听学者见解、与同行交流，并走访乡村地区后，我意识到每个头条报道都只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我并未带着简单的答案或政治口号返回故土。相反，我带着对好奇心、对话和亲身观察的重要性的更深领悟返回故土。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新闻工作者有责任超越熟悉的叙事，审视社会的全部复杂性。正如我们的先知教导我们：“求知，哪怕远在中国！”